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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新聞】“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如何用法治為科技創新保駕護航?

發布日期:2019-04-11 字體:[ ]

來源:上觀新聞?作者:王丹

創新過程中會伴隨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融資風險,需要我們用規則來降低風險,用法治的確定性來對抗外界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為創新者穩定預期,為市場提供健康穩定的發展環境。

以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曾經用“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來形容當前我國科技創新的緊迫性。他在上海考察期間強調,要在增強創新策源能力等三個方面下功夫,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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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除了技術迭代,離不開法治的保駕護航。因為創新過程中會伴隨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融資風險,需要我們用規則來降低風險,用法治的確定性來對抗外界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為創新者穩定預期,為市場提供健康穩定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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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技術風險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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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最大的特點在于不確定性。真正的創新過程都是九死一生,成功的創新一定是大浪淘沙后為數極少的幸運兒。因此,如何鼓勵創新者的積極性,并對創新成果進行有效的保護,就成為對抗技術風險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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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兩點: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發揮作用。這兩點同樣適用于科技創新領域。創新的核心是人才,誰擁有了一流創新人才、擁有了一流科學家,誰就能在科技創新中占據優勢。搞對激勵,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創新人才的產權保護制度,讓他們對自己的智慧勞動成果擁有知識產權并享受由此帶來的收益,這是激勵創新最重要的基礎法律制度。讓市場發揮作用,是因為科技創新最重要的特點就在于不確定性和積累性,它代表著未知的未來,它會從何而來,又會如何生長,不論是政府還是技術專家,都沒有辦法準確知道。只有真正引領和滿足市場需求、適應市場變化的創新,才能真正得到轉化并造福社會。因此,人才是創新的核心,市場是創新生長的土壤,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為創新提供生長的環境,而這環境就是相應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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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是人的智慧成果,依靠的是激勵機制,激勵人們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如果發明者的權利不能得到保護,無法享受智慧成果帶來的收益,創新也就無法持續和傳播應用。專利是對創新人才最好的保護和激勵制度。它以法律的手段,肯定著人腦創新的價值,保護人類最重要的財富源泉,為創新者提供激勵,并與全社會分享創新成果。專利已經遍布我們身邊的每一個角落,一部400美元的智能手機,各種專利費用加起來就高達120美元,超過了設備的零部件成本。“微笑曲線”的背后,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所產生的巨大生產力。如果一個國家充斥著低成本的竊取、仿造和抄襲,也許會在短時間內創造巨大財富,但也同時在扼殺著整個社會的創新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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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看到,未來的全球城市競爭將更為聚焦到頂尖人才的競爭,國家間的競爭也將從資本的競爭轉移到頂尖人才的競爭。在國家的競爭力排序中,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已經成為決定國家創新能力、未來競爭力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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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法治成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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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對技術本身進行知識產權保護還不夠,因為科技成果本身并不一定等同于現實生產力。當科技成果無法產業化、為現實產品所運用,就形成了“死亡之谷”。根據中國科協《2014-2015年度學科發展報告》,全國5100家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3萬項,但其中能轉化并批量生產的僅20%左右,專利實施率不到15%,形成產業規模的則僅有5%,這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堪稱天壤之別。如何打通技術從實驗室、研究所到市場的“最后一公里”,真正造福社會,同樣需要法治思維與法律制度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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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創新的不確定性,任何人包括政府都無法為創新預設技術路線。日本政府上世紀60年代建設筑波城、美國政府上世紀80年代建立半導體產業聯盟的失敗都說明創新只能由市場主導。尤其是在危機時期,政府越想通過主導創新路線走出困境,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在創新生態體系中,創新者的活力、市場的激勵、政府的權力三者都不可或缺,政府需要做的是控制好權力的邊界,通過法律的手段為市場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從而保護和鼓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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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技術成果商業化轉換的過程中,需要發明者、投資人、科技轉化者等的通力協作,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導致創新失敗。因此,如何保護眾多利益相關方的權責利,創造激勵創新的良性生態,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比如,美國的《拜杜法案》的核心就是改變了“誰出資、誰擁有”所形成的政府擁有研發成果收益權和使用權、從而導致大量科研成果閑置的做法,讓研究機構、研發人員、科技轉化企業都能夠享有科研成果轉化所帶來的收益,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各方研發技術并轉化成果的熱情。《拜杜法案》出臺后,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迅速由5%提高到50%以上,由此使美國在十年之內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領導地位,《拜杜法案》也被《經濟學家》雜志評為美國過去50年最具激勵性的一個立法,是美國從“制造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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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雖然已經重新修訂,國務院及各部委也頒布了相應的行政規章,賦予成果發明人50%以上的股權,但是實踐中由于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對科研成果轉化企業缺乏相應激勵等原因,導致創新成果沒有充分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因此,我們需要認識到科研機構、科研人員和科技企業三者在科技創新和轉化中同等的重要性,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把三方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讓法治成為促進科技研發和成果轉化的助推器,從而實現分享成果,分享創新,增加社會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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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化手段建設公平規范融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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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和市場轉化的漫長過程和結果的不確定性導致創新不僅需要大量持續的資金投入,而且資金收益具有極大的風險。瓦特發明蒸汽機離不開博爾頓多年幾乎破產的傾囊相助,愛迪生的電力公司離不開銀行家摩根的雄厚資金,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同樣離不開西班牙女王的巨額資本。創新唯有與資本結合,才能成功并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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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以近年迅速發展的創新型行業——互聯網為例,其發展主要是通過民營企業在風投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依靠的并非國企或外企。這也與創新型行業的發展規律有密切關系:一是創新行業往往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二是由于民營企業數量多、分散廣,往往更靈敏地感知市場對技術的需求。但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普遍性問題,科創型中小企業的研發融資就更是難上加難。近幾年出現的一些非法融資渠道,不僅沒有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反而加大了企業運營的風險。失去了持續有效的資金投入,創新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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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過擴大銀行放貸比例、進行項目補貼等方式支持中小科創企業發展。然而,現實情況是,單純擴大銀行放貸比例無法控制資金流向,而政府對項目直接補貼也無法保證創新的成功與成果有效的市場轉化。政府支持中小企業創新重在培養其“競爭能力”,而非單純“資金支持”,讓其擁有“造血”功能而非單向“輸血”,讓企業“有錢賺”而非“有錢借(拿)”。因此,為科創型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應該具有更加穩定、公平、健全的融資體系和平臺,運用法治化的手段、通過市場引導提高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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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上交所科創板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解決科創型企業的融資難題,為其提供更加廣泛和健全的融資平臺。通過這一制度創新,科創板將成為科創企業成長的“搖籃”,讓更多的優質科技企業能夠獲得持續健康的融資,也使本土投資者不錯過未來有可能成長為科技龍頭的公司。科創板能否成為中國的“納斯達克”,取決于能否在上市發行制度、交易制度、持續監管、退市制度等基礎制度上的有所創新并不斷完善。健全的法治體系是科創板健康發展、分散中小企業創新融資風險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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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要實現自主創新,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要創造良好的創新生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創新的活力、市場的激勵、政府的權力,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既不高高在上,又不可或缺。制定法律制度,運用法治思維創建自由、開放、包容的創新環境,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唯有通過法治激發創新活力、創造增長動力,才能以“鼎新”帶動“革故”,以增量帶動存量,實現科技強國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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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浦東干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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